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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2，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的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重庆《大公报》该的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

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另函本报港版发表”。

“汪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对本和汪伪集团引起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抗阵营中一些原先对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士丢掉幻想，脑清醒起来。

当有批评高、陶此举在道义上背叛重用他们的汪卫时，高、陶义正辞严地公开表示:他们参加了汪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悉“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卫组织“不可得而私为秘密“。

高陶表示：“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

许多名发表了自已的看法，他们认为：“高陶事件“刻警示后在任何时候任何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必须坚持国者立场。国不分先后，每个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维护祖国统一是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也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安危，毅然脱离曾追随多年的汪卫集团，公开揭露汪卖国密约，表现出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此壮举载史册，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