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税务员(4)（14/19）

这种反应很满意。她好像觉得，只有这种具体的、能被感官捕捉到的苦，才能证明那些补药正在我的身体里，发挥著作用，才能让她自己心里，那些看不见的亏空和虚弱得到一点点虚假的填补。

而曾文静，则像一株生长在我们这个充满了药味和机油味的、沉闷世界之外的、不知名的植物。她身上，永远都带着一净的、混杂了阳光、墨水和她那件总是洗得发白的校服上，残留的肥皂泡的味道。

那个春天，她迷上了英语。

那不是我们课本上那种，“h r yu? n, hn yu, n yu?”式的、的英语。她迷上的，是一种更遥远的、只存在于网络和磁带里的、带着音乐般韵律的英语。

我发现，她最近有了一个宝贝——一台小小的、半旧的随身听。那是她父亲从乡下中学淘来的、不知哪个老师用过的旧货，塑料的外壳边角都已经被磨得发亮，连放电池的那个小卡扣都断了，需要用一小截透明胶带，歪歪扭扭地粘着。她却非常珍惜，甚至用她妈妈织毛衣剩下的、淡黄色的毛线，给它打了一个小小的、刚好能套进去的保护套。

省里要举办一场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我们县只有一个推荐名额。这个消息，像一颗小石子，在我们年级那潭死水里，激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但很快就平息了。对我们大多数来说，省城是一个和北京一样遥远的概念，远不如讨论昨天晚上还珠格格里小燕子又闯了什么祸来得实在。

可这颗石子，却在曾文静的心里，砸出了一个很、很的坑。

她的目标，就是拿下这个名额。但她的动机，和那些想通过比赛获得加分、拿到奖状的同学，似乎完全不同。

有一次，在自习课上，我看到她正戴着耳机，手里拿着一本旧的英汉词典，嘴里念念有词。我凑过去，小声地问她：“你这么拼命，就是为了去省里拿个

奖啊？”

她抬起，把其中一只耳机递给我。那耳机的海绵套，已经有些发黄、损了。我戴上，听到了一段极其清晰、纯正的、我从未听过的声在朗读着什么。那声音，圆润、饱满，每一个单词的起承转合，都像音乐一样优美。它和我们英语老师那生硬的、带着浓重本地音的、把“hr”读成“树”的发音，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你听，”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一种近乎于信仰的、倔强的光，“这才是英语本来的样子。我觉得，一件美好的事，就应该被这样对待。”

她所说的“好好对待”，是一种近乎于工程师的、充满智慧和耐心的、笨拙的抗争。

她没有去买那些昂贵的、全新的标准发音磁带，更买不起当时刚刚开始在我们县城里出现的、像个小宝贝一样被锁在玻璃柜台里的p3。她唯一的音源，是县里那个上网费贵得吓的网吧。那里的电脑，屏幕还是那种大的、泛着蓝光的纯平显示器。

她会用攒了好几个星期的零花钱，去那里开上一个小时的机。然后，从一些我看不懂的、全是英文的网站上，下载一些同样是英文的、名叫p3的音频文件。

可难题在于，如何把电脑里的声音，装进她那台只能播放磁带的旧随身听里。

我看着她，像一个最顽强的工程师，在用手里最简陋的零件试图搭建一架通往新世界的桥梁。她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淘来的、旧的《电脑好者》杂志上，找到了一个土办法。她去县城里那个专卖电子零件的、像杂货铺一样的小店，花了几块钱，买来一个耳机，一小段电线和一个麦克风。

然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她趴在我家的那张方桌上，用我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弄来、又被他扔在角落里生了锈的电烙铁，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细细的铜丝，焊接在一起。

空气中，弥漫着一松香和塑料烧焦的、刺鼻的味道。她的手指，甚至被滚烫的烙铁烫出了一个亮晶晶的小水泡。她只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然后，继续埋和那些不听话的、细小的零件较劲。

最终，她真的成功了。她焊出了一根两带着不同、中间用黑色胶布缠得歪歪扭扭的、丑陋的“音频对录线”。

她会带着这根线和几盘空白磁带再去一次网吧。她把对录线的一在电脑的耳机孔，另一在她那台旧随身听的麦克风孔里。然后，在电脑上播放p3的同时，按下随身听的录音键。网吧里很吵，充满了键盘的“噼

啪”声和游戏里“r n h h!”的嘶吼声。她必须戴上耳机，全神贯注地通过监听，来判断录音的音量和效果，不能有一点杂音。

我看着她因为成功地转录了一段清晰的对话，而摘下耳机，长长地舒了一气，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疲惫而又满足的笑容时，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混杂了心疼和敬佩的触动。

那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

来的是曾文静。

她怀里，紧紧地抱着她那个用淡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