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4 各方都忙着弹劾韦大人】（2/4）

本封面上，然后送六科发抄施行。

奏疏的主要功用在于臣子向皇帝进言，属于文书一类。

所谓“奏”，就是进献的意思；所谓“疏”，是疏通的意思，引申为对问题的分析解决。

奏疏的种类很多，汉代有章、奏、表、议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沿用章、表、议等外又增加了启文。

隋、唐、宋时期一般用表和状两种，宋代增“加子”，是大臣上殿奏事前先期呈递的程式比较简便的文种。

元代有奏、启和表章，明、清两代有题本、奏本、表、笼、启以及康熙朝后广泛使用的奏折等。

“奏”在秦、汉时期开始使用，《文心雕龙》中提到奏的功用在于“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想谬”。

奏有固定的程式：首称“臣昧死言”，末云“稽首以闻”。

延至明、清，奏的质发生了一些变化，称奏为“奏本”。

明沈德符《章奏异名》：“今本章名色，为公事则曰题本，为他事则曰奏本。”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乾隆十三年谕，向来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

“奏本”主要是因私事向皇帝上的文书。

高拱集，“奏本”多为恳辞皇帝加官或乞休，内容虽不无谦辞，但颇能窥见高拱之为。

题本是明清时特有的一种奏本。

明制凡兵刑钱粮、地方民务等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由官员用印具题，送通政司转内阁奏。

《高拱全集》中的题本远远超过奏本，自然与高拱位极臣的身份有关。

高拱所奏题本，涉及的事务十分广泛，大致分类有以下几方面。

一、大修边政以防御北虏侵。土木之变后，明朝的国力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甚至一度出现了倾覆的局面。后虽暂时的化解了危机，但边患不断。

其中原因，除了与明中后期军事实力的薄弱之外，还与明政府的闭关锁国不无关系。

隆庆五年，明朝和蒙古封贡互市，开放边境市场。

折腾双方两百多年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此后近百年中，未发大战争。

高拱的《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就是在此背景下所作。

在这篇疏中，高拱表现出了杰出的边政谋略，针对夷狄“适其欲则摇尾乞怜，违其愿则狂顾反唾”的本，高拱提出了使其“进贡称藩”的策略，用怀柔政策来使之归顺明王朝，另一方面，又要做到有备无患：“敕下兵部，焉饬个该督抚江林诸臣，务要趁此闲暇之际，将边事大常格，着实整顿。有当改弦易辙者，明白具奏议处，毋得因循自误。”

二、凡事亲力亲为以察国家安危。穆宗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再加上沉湎酒色，贪图享乐，导致早逝。

明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二十五，皇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为顾命大臣，次病卒。

有鉴于穆宗的庸碌无为，高拱上《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希望新登极的宗皇帝不忘祖宗旧规，凡事亲力亲为，明辨是非，“远内臣之嫌，释外臣之惑”，做到“庶事无间隔”。

这篇疏是高拱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篇奏疏，言辞十分恳切，毫无做作之态。

他详细的叙述了祖宗的各种制度，饱含对新皇帝的殷切期望。

三、有正纲常以补政体之不足。

封建时代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

穆宗用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论、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因此，虽然穆宗本并不热心于国事，但由于臣子尽责，所以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高拱在此期间屡次上疏要求定纲常，正国是。

在《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中，高拱提出了“君臣之义，一毫不可或；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顽固纲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极致一一“纯臣”。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卫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高拱对明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判断。

关于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说道：“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说文王不伐讨耳。”高拱对此评价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诚，多少诚心委曲，只此便是